华体会,华体会体育官网,华体会体育,华体会体育APP下载2025年10月，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意获得华人数学界最高奖——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（ICCM）数学金奖。袁新意于2003年获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，200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博士学位，自2020年起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。作为北大数学“黄金一代”成员，袁新意认为2007年左右进入北大数学院读本科的那批学生获得了更突出的成就，如邓煜、王虹、唐云清等人。可喜的是，邓煜与王虹也获得了2025 ICCM金奖。

　　“数学这么难，我能不能搞得过数学？”“做数学，我能不能养家糊口？”在北大燕园，20多岁的袁新意陷入了自我怀疑和迷茫。

　　作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，袁新意被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系，是北大数学“黄金一代”成员。道路仿佛已顺理成章地铺就。但真正踏上数学研究的台阶时，他恍然发现，这是比奥赛要艰难得多的旅途：在遥远的前方，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，也没有必然能获得的回报。

　　2025年10月，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意获得华人数学界最高奖——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（ICCM）数学金奖。当年那个彷徨的年轻人，终究在自己最富有热情的领域收获了硕果。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，他坦言自己并不确定凭借哪个成果获了奖，而他最想要挑战的那些“古老而经典”的数学难题，还没有解决。

　　对袁新意而言，20多年来，灵光一现的时刻屈指可数，孤独挫折才是漫长岁月里的主旋律。他如何走出自我怀疑，又如何与漫长孤独的学术之路和解？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恭喜你获得华人数学界最高奖“ICCM数学金奖”，请你分享一下此次获奖的研究内容？

　　袁新意：其实我不太清楚，可能与我最近几年做的一致莫德尔猜想有关。这是数论丢番图几何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猜想。

　　公元约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，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提出了丢番图方程，即不定方程。尽管这些方程提出很早，但大部分方程用早期的初等数学是做不出来的。1922年，英国数学家莫德尔提出莫德尔猜想，是用现代思想研究丢番图方程的一个萌芽。1983年该猜想被德国数学家法尔廷斯证明，我把这称为丢番图几何的一个里程碑。

　　但这个证明并不意味着一切就结束了，相关的各种推广和高级形式仍在持续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。我最近几年的工作就是在拓展莫德尔猜想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不少数论学家更愿意选择解决一个猜想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做猜想的拓展呢？

　　袁新意：这当然要看机遇了。能解决大猜想肯定是非常了不起，是更难的。我也想要证明一些大的猜想，只是还没证明出来。

　　比如，通常某个时刻我会产生一个新想法，当然这个想法是原创的、别人没试过，然后基于这个原创性想法，与相关内容尝试关联。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天、几周甚至几个月。最后发现走不通，人会非常沮丧。这时候就转换一下方向，先回到一些比较有把握、能够取得进展的问题上来。

　　袁新意：我投入时间比较多的猜想有3个：ABC猜想、一致有界猜想，还有BSD猜想。我倒没有雄心勃勃地想完全解决BSD猜想，因为太难了，目前工具还不成熟，我想解决其中的沙群有限问题。

　　整个数学领域是一个整体，很难切割，但数学研究有时可笼统分为两种：一种是解决问题，比如去攻克一个具体的猜想；另一种是建立新理论、提出新思想。当然，有时提出新思想，也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；而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会催生新思想。

　　我想，解决重大猜想在短期内会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关注，但提出重要的新理论，可能影响更为深远。

　　这让我想起与张寿武老师的合作。2021年，我们合作建立了拟射影簇上的阿黛尔线丛的理论。这可以算是一个奠基性的理论，在这几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

　　袁新意：还是理论。虽然我觉得我是一个解决问题型的数学家，但这项工作其实是做出了一个很有用的理论，还是让我很兴奋、很激动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北大数学“黄金一代”成员中，你是在美国顶尖高校获得终身教职后，最早选择回国的一员，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？

　　袁新意：我想大家一直都想要回国，包括我的同学，但种种原因导致没能一下定下来，尤其是有孩子的，决策会更为艰难。

　　我的驱动力之一是父母。他们过去生活条件不好，又劳累过度，身体都落下了病，那段时间相继要做手术。我们家在农村，如果我不回来，他们可能就只能在镇或县里做手术了，将来我也完全照顾不上他们。所以，2018年我回国访问后就决定，2019年底回来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2018年，你的师兄许晨阳回国后又“出走”，背后原因引发热议，不少人认为是学术环境，你回国这几年，感受如何？

　　袁新意：我和许晨阳很熟，网传他讲了三句话，似乎解释了他离开的原因。但我觉得那是断章取义，把他在其他场合下，回答其他问题的内容拼凑在一起。其实并不是那样。我想他去美国，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给了他一个职位，而他正好想换个环境，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。

　　我们也聊过国内外的环境，其实各有利弊吧。国内确实有些方面有待改善，但也有很好的方面，比如国家大力发展基础科学，我们能获得更多资源做学问等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国内学校有校园。我们可以在食堂吃饭，带小孩在校园里玩，还有各种体育设施，很有生活的感觉。而在国外，即使在工作日的中午，我们也只能去街上找餐馆随便吃点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与2018年那会儿相比，国内现在的学术氛围更好了。我们从海外引进了很多人才，有很多年轻人对数学抱有很高的志向。大家志同道合、讨论合作。我从伯克利回到北大后，感觉这里的学术氛围并不比那边差，至少我参与讨论的机会、讨论数学的频率和时间都比之前更多。另外，在国内教书，我会觉得是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，更有成就感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很多人关注，数学“黄金一代”还会重现吗？你们当时在北大是一种什么状态？

　　袁新意：通常大家说的北大数学“黄金一代”指的是2000年左右进入北大数学院读本科的一批学生。其实，2007年左右进入北大数学院读本科的那批学生获得了更突出的成就。他们中就包括邓煜、王虹、唐云清等众多出色的数学家，他们和我们基本算同一代人。网上有人称他们为“黄金二代”或“白金一代”。

　　我想以后肯定会有更多、更优秀的人才出现。这需要时间，偶尔也会迎来一个爆发。

　　当年我们在北大的状态其实比较随意，偶尔会一起做练习题，但更多是碰面时随口聊几句，比如“这门课你选不选”“要不要一起选”“是否打算出国”之类的。

　　做学问，特别是做数学，本来就很孤独，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思考。没想清楚之前，那些乱糟糟的逻辑、过程没法跟人分享，只能自己承受，最后没想出来可能还会很沮丧。而且数学这条路本身很难，可见的回报也比较有限。

　　我们作为同学，又都想做数学，只要在一起，就觉得有一种相互支持的感觉。有一批这样的同行者，那种感觉会很好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曾提到在北大求学期间经历了迷茫和煎熬。你当时的困惑是什么？

　　数学那么难，我如果做数学，到底能不能成功？这倒不是说，我要比我周围的人厉害，而是我能不能搞得过数学。从实际角度考虑，做数学将来能不能养家糊口？

　　袁新意：（笑）奥赛只是一个考试，算中学里面最难的考试，但是如果跟数学研究比起来，量级远远不够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从你后来的发展看，你出国后，似乎疑虑打消了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

　　当时我想先去美国看看，申请一个数学博士。如果确实不是那块料，那我再换，走一步看一步。

　　2003年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我见到了一些顶尖数学家，比如我的导师张寿武、法国数学家Jacquet、美国数学家Goldfeld。他们的学问做得非常出色，精神和生活状态也都挺好。

　　那时，我一直觉得问题很难，能力有限做不出来。如果长期这样，人会非常消沉和压抑。但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这些。

　　我相信他们肯定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失败。如果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那他们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，我觉得挺好的。

　　还要感谢张寿武老师给了我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，我做出来了，而且还很受关注，给了我极大的自信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我们时常看到新闻报道，AI（人工智能）解决了重要的数学猜想和问题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袁新意：大部分都夸张了。AI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，但目前还远远没有到能够做出让职业数学家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如果没有牛顿，你问AI“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”，它不可能回答出“引力”这两个字。牛顿之前，胡克、笛卡尔等人可能有过类似的想法，但真正将其严格厘清并用数学表述出来的，是牛顿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数论研究动辄需要解决数十上百年的猜想、问题，出成果周期长、审稿时间也长，你和你的学生是如何保持动力与专注的？

　　袁新意：自己做学问与让学生做学问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学生还是要做确定有结果的东西，当然也要有一定挑战性。如果博士几年没有做出东西来，学生不仅没法毕业，还会对数学失去信心，耽误前程，我们也可能浪费一个好苗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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